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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对话毛里和子,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文章作者:政治新闻 上传时间:2019-10-07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概述上述现象: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受人民拥护的程度比很多“民主”体制高得多;或一个受人民拥护程度如此之高的体制却被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无论怎么概述,看起来都是矛盾的。

   与代议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关键概念不是“代议士”,而是“代表”(representation)。按照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作者汉娜·皮特金(Hanna设

  

   三、中国人的民主观

在西式代议制中会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的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观要求(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二、 中间模式: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能进路

王绍光 (进入专栏)  

   另一个问题是,问责论假设,可供选民挑选的政党与政客很多,不满意甲,可以选乙;不满意乙,可以选丙;一直类推下去。实际上,在两党制下,只有两个党可供选择;在多党制下,选择也不多。在挑选余地不大的情形下,选民往往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6)。

  于建嵘:应该说,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有所突破,许多真正有科学精神学者和有政治责任的执政者都是有共识的。问题是,向什么方向突破,如何突破的。前些天我在华中科技大学做演讲时就提到,对当前中国政治道路选择实际上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思维。理想主义又有两种,一种是强化威权体制,就是更加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使威权体制更“威权”,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新儒教;另一种是实现民主宪政,实行多党政治、开放媒体、司法独立等。而现实主义来看,这两条道路都不是执政者的努力方向。在我看来,中国的执政者正在选择一种可称为“法治式的威权体制”道路。这种体制的基本点还是坚持一党政治的权威,但也许会强调法律的作用,用法治来降低威权统治的制度性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关键词】民主 代议型民主 代表型民主 正当性 群众路线

   二、代表型民主的理论

  ·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由国家领导层、技术官僚阶层和民众三个方面组成的三元政治结构。技术官僚阶层是国家事务的具体管理者,他们直接与民众相联系。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不在乎政治的结果,不承担政治责任,民众对他们不信任。这种结构和状况会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二、一个“悖论”?

   偏重内容与实质的民主可以称之为“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democracy),而偏重形式与程序的民主观可以称之为“代议型民主”(representative;democracy)。总体而言,东亚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更偏好前者而不是后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这两种类型的民主却相去甚远。表1列举了两者之间在三方面的差异。

  毛里和子:是的,在中国近现代史当中,从1919年以后共产党的正统党史来看,不仅仅是民众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实际上在领导层包括最高领导层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的。中国的上层领导者在推进意识形态过程中,实际上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可以说,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逻辑和合法性基础都是建立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甚至包括现代化这些东西,其实现在只是把这些东西换了一个名词叫社会主义而已。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来看,领导者实际上也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工具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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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代表型民主;代议型民主;实现机制

  毛里和子:我要指出的是,你这种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来的有关中国目前社会结构的观点也许是有它的道理的。但如果从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来区分,中国的社会结构要复杂得多。以中国的政治结构为例,我认为,以前的二元论结构中只有两个阶层,一个是民众,一个是领导层,但是现在二者中间出现了“干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地方政府或公司里负责直接管治社会具体事务。也就是说,以前是民众——领导层这样的二元结构,现在变成民众——干部——领导层这样一种三元结构。我所说的干部主要是指发挥了作为官僚作用的干部,但不是官僚。这部分人专门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承担政治责任,缺乏法制观念,而且民众对这部分人非常不信任,所以,很容易引发与民众的社会冲突。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并不是民众和国家的冲突,而是民众和这部分管理人员的冲突。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断言:“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①

   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作主,其他人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实实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万事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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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型民主有四大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

  于建嵘:你说的这个“干部阶层”可能更多的来是日本的理解。在中国,按照通常的理解,干部就是官员和领导的意思。而你刚才所表述的是“干部”是不是指官僚阶层中比较底层的负责具体操作的这部分人?你认为这部分人已经成为官民之间的一个重要阶层,他们是国家的具体管理者,相当于低层次的国家公务员,但不是领导者。也就是说,在原来我们理解的国家与民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负责具体管理的阶层。在这个结构中,主要领导人是有政治责任的,下面具体负责执行的人不一定有政治责任,他们可能想如何扩大自己的利益,不在乎政治的结果。在我已有的研究中,强调的是各级政府和各级官员都已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我曾试图提出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县乡官员、民众精英和民众多方利益主体的社会行动架构。你现在特别强调了管理官员的重要性,把他们与政治责任承担者区分开来,应是非常有意义的分析框架。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那些不愿放弃“威权主义”帽子的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说辞。据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高压手段加意识形态灌输;改革开放以后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11总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高不是因为其体制好,而是因为暂时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他们的潜台词是,不管中国民众现在对政府的支持度有多高,这个威权主义体制终归是难以持久的。

   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都十分复杂,任何一项政策从酝酿到草拟、到拍板、到出台、到贯彻落实,会卷入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官员。除此之外,政策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内外环境。选民如果对政策的效果不满意,他们未必准确地知道应该惩罚谁。政客当然一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卸责(英文叫shirk),把选民的不满引向别人、别处。

  于建嵘: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因此,中国的执政者和有些学者就认为,当前中国的动员式威权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举国体制能办大事的制度,它能够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确,威权主义体制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但也些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威权体制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除了治理成本之外,还有来自民众的抗争,抗议行动和社会的不稳定等方面的压力。也就是说,经济的自由化,威权体制的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腐败的成本,还有利益集团对掠夺民众利益引发的民众反抗的治理,这些增加的治理成本,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不少人不再使用“别无选择”、“历史终结”之类的说辞,但他们依然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明天。

王绍光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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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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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会怀疑表1的受访者中成年人居多;在怀疑者看来,年轻人也许会更倾向接受“普世”的民主标准,亦即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如果这个假想成立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普世”民主标准看齐。实际情况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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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元结构: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的分离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只有领导人经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制度才会享有认受性,④而威权主义体制不可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大量实证调查数据表明,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的中国体制一直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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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选择一种介于强化威权主义和走向民主化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加强威权体制和走向民主化都不可能实现。一方面,加强威权体制,不仅治理成本难以负担,而且还会带来体制的不安定和政权不稳。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多元化状况不明显,促使民主化实现的中间阶层还没有出现。因而,也不存在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民主的可能性。

    

   为了与“授权论”和“问责论”加以区别,我们可以将以上说法称之为民主的“代表论”。

  

   要摆脱上述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摘掉“威权主义”的有色眼镜,中国体制认受性高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它反映在三方面:第一,从需方看,中国人总体而言更偏好代表型民主(或实质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或形式民主);第二,从供方看,中国已发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与运作方式;第三,从效果看,代表型民主的实践使得中国的党国体制能较好地回应社会需求。简而言之,中国体制之所以认受性高,是因为中国践行了一种符合本国民众心愿的新型民主——代表型民主。

  

  于建嵘:你对中国政治价值和文化的分析是很有洞察力的。确实如此,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特别复杂,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教育所确立的社会观念,因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失去了其合法性。当前中国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民众离得比较远,中国缺乏一个能够使民众信仰或者信服的思想和价值。民众比较关心眼前的利益问题,而拒绝信仰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在工人和农民在维权抗争活动中都把意识形态策略化,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功能,而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的作用,他们的行为是功利和策略性的。当然,党和国家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对其纲领和宪法做变通性和策略性解释应用。并把其作为主义在中国应用的创新和发展。这反映了中国哲学文化的实用世俗和灵活性等特点。

   表1对比了9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我们看到,确有近三成的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民主首先意味着赋予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还有4.2%的民众把民主理解为自由(如批评当政者的权利)。选择这两种形式标准的人加在一起,约为民众的1 / 3。更多的人倾向从执政的成效来评判政治体制是否民主。28.9%的人把能否控制贫富差距作为民主的尺度;更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只有保证所有人都具备衣食住等生存必需品的体制才称得上民主。选择实质标准的人加在一起,比2 / 3还多。可见,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心目中,民主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而不是徒有其表的民主。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台湾实行的是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台湾民众理解民主的方式与大陆民众没有太大区别。在东亚其他国家,倾向形式民主的人更多一些,基本上在五成左右,只有泰国超过2 / 3。

   Pitkin)的定义,“代表”的含义是以实现公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的主体是否经过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另外一个问题[4]。代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民主可以经由各种不同的代表机制实现,不一定非得要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士来实现。既然如此,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任A.Dahl)说,“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应其公民的偏好,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完全平等”。[5](P1)这里,重要的不是代议士在多大程度上能为选民代言(representativeness),而是政府对民众偏好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达尔的这番话实际上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设定了标准:代表型民主的标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达尔所说的“偏好”(preferences)。我们认为,这里的“偏好”主要不是指人们的主观要求(wants)。无论何时何地,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迎合公众的漫无边际的欲念。相反,“偏好”指的主要是民众的客观需求(needs),以及他们就需求而提出的意见、建议等等。

  

   第一种世界观体现在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口头禅里:“你别无选择 。”(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统计,撒切尔在其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次,以至于有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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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摘要:

    

   对于代议型民主而言,最关键的概念是“代议士”。“代议士”是英文representative的一种中文译法,流行于清末民初时期,现在这个英文词通常被译为“代表”(1)。不管如何翻译,它指的都是由选民选出来的人,主要指选出来的议员,但也包括选出来的行政首脑(如美国总统)。不过,将representative译为“代表”在很多情形下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欧美各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中,选出来的人并不是选民的传声筒,不是人民的代表。[1]恰恰相反,一经选出,这些人便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行事,因为据说“选民不是天使,对公共事务未必有健全理性的判断,会常常出错,甚至会被领入歧途”,需要有“政治判断能力”的精英为他们把关。[2]换言之,选举只不过是普通民众向政治精英授权的一种形式。选出来的精英们不必原汁原味地代表人民,只需代人民议政、替人民作主即可。这种制度倡导者的话很直白:这些选出来的人“根本就不是选民的代表……民主国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议士)!”[2]

  毛里和子:我所进行的“结构变动”研究是相对于思想史范式和革命史范式而言的。研究结构变动,首先要考虑结构的涵义,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会发现有很多结构,比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如果我们看问题时抛开这些局部的结构,从整体上、跨领域来看,中国在整个历史上是没有大的结构变动的。也就是说,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社会等跨领域的视角来看中国有没有结构的变化呢?我认为,现代中国的结构是变动的,从原来的二元结构变成了当前的三元结构。比如说,原来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变成现在的既有农村又有城市,而且二者中间还出现了许多半城市半农村的地区;还有就是农民和城市居民这两种结构中间也慢慢的出现了一个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这些都是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过程的明显例证,因此我认为,整个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这也是我在《现在中国的结构变动》这本书中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

   【内容提要】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既然如此,一国人民如何看待“当家作主”的含义、一国体制如何落实“当家作主”就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上区分了两类民主: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依据实证材料,本文提出三个论点:第一,中国人民期待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实质性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是民主的需求方。第二,中国已在理论和实践发展出一种不同的类型的民主,即代表型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这是民主的供给方。第三,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基本上符合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期待,使得中国现在的体制在老百姓心中享有较高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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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里和子: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三元结构理论,是因为我觉得三元化状况在中国会维持很长时间,可能会持续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正如你前面所说,我的理论也有些一些缺陷,目前有些经济学者也对我的理论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如果政治上分为三元结构的话,相应的利益结构也应该有三个层次。需要指出的是,我所强调中国政治的三元结构,与我早些年提出的“政府党体制”是一致的。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中国特色,即执政党与政府一体化,执政党垄断政治资源。而这一体制却是排斥通常意义上的政党体制的。也就是说,我这里所说的“三元结构”实际上就是“政府党体制”的具体结构形式。

   第二种世界观体现在反思全球化运动使用的两个口号里:“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One no, many yeses)②;“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③。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

   按照授权论的说法,在竞选过程中,政党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并推出各自的候选人,选民则有权选择支持哪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他们会把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政党与候选人。既然当选者是在得到了选民赋予他们的授权后才开始执政的,这种体制当然是民主的。

  于建嵘:根据我的理解,你所提出的这个“政府党体制”就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威权体制”。我们都知道,所谓威权主义体制是指在民主的外壳下,以威权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它不仅是一党政治,党国同构,而且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所有方面。更加明确地说,它有别于极权政体,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它又不同于民主政体,它是集权强制的。在这种意义上,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许具有某些特色,但总体来说,它还是一种威权体制。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P1031)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8](P790)因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9](P578)这也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10](P864)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11](P1441)这与“授权论”、“问责论”对代议士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建嵘:欢迎你到东书房。我们都知道,你是日本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纽带。这些年,你做了很多中国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其中,你曾主持日本文部省的一项重点领域的研究课题,出版了《现在中国的结构变动》一书。在这本中,你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大胆剖析,以历史为基础对现代中国社会变化进行了生动描述,在学界影响很大。在研究方法论方面,以你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运用了以“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中国,这应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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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谁代表的问题上,代表型民主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有行使某种权力的人都统称为“干部”。所有干部都有责任代表人民的利益。

  编者按:2008年9月22日,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会会长、早稻田大学毛里和子(Kazuko Mori)教授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双方深入地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特点、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方向。现将谈话记录整理摘编发表,供读者参考。

   近年来,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国际公关有限公司每年都会发布《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最新报告于2013年初公布。⑤这份报告发现,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比2012年上升6个百分点,达到81%,仅低于新加坡,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居第二,远高于美国的53%;就各国平均而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仅为48%。⑥实际上,在过去历年的爱德曼调查中,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各国中名列前茅。

   由此说来,不管是“授权论”还是“问责论”都无法说明所谓“代议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的。三位研究代议制的权威学者对此的评论是:“代议政府的创立者期待,他们鼓吹的那些体制安排会通过某种方式诱导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两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是不清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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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对政客而言,连选连任固然不错,即便败选,天也不会塌下来。不仅如此,离开政坛后,也许油水更大。例如,近年来,美国将近一半落选国会议员投入游说团体,薪酬比担任议员高得多(7)。再如,克林顿夫妇,一位是前总统,另一位是前国务卿,退出政坛后,他们每年的讲演收入便是天价(8)。换句话说,在政坛干几年后退出政坛有可能获得高额“期货”回报,问责的潜在威胁恐怕只是个“纸老虎”。

  ·从长远来看,经济变化会带动政治结构的改变,这是东亚模式发展的结论。在以前的威权体制中,统治的成本是相对较低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自由化,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一些体制内部的人也会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相反,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它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是可能的。

   一、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把西式民主称为“代议型民主”恐怕没有太多异议,但把中国的政治运作称之为“代表性民主”也许会遭到国内外不少人的质疑。说到中国,这些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给它的政治体制贴上一个标签:威权主义政体。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被随处乱贴,从晚清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习近平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这岂不是荒唐?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由于一个简单的“威权主义”标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且无法与历史上、国内外其他“威权主义”政体区隔,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大堆带形容词前缀的“威权主义”,包括“有活力的威权主义”、“适应性威权主义”、“参与性威权主义”、“回应性威权主义”、“高认受性威权主义”等,不一而足。这些前缀形容词听起来往往与“威权主义”相互矛盾。如果一个政治制度“有活力”,并带有“适应性”、“参与性”、“回应性”、“认受性”,把它叫做“民主”岂不是更合适吗?

   (一)代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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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原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如果问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与实现形式,世界各大文化圈里的人民理解未必相同。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但对那个被叫作“好东西”的“民主”理解却非常不同。我们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家都喜欢民主,他们支持的就是同一种东西。西方不少人自负地相信,只有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才是正宗的、对民主唯一正确的理解,这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14,儒家文化圈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15,中国的民主观也有其独特之处16。如果有人不去追求中国人自己理解的那种民主,而是费尽心机试图在中国复制西方人理解的那种民主,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称不上是“民主派”,因为他们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违背了民主第一定律:人民当家作主。

   摘要:由偏重内容与实质或偏重形式与程序,我们把民主分为“代表型民主”和“代议型民主”。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即偏重内容与实质而非形式与程序的民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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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表什么?

  毛里和子:应该说它们之间有着十分的同构性。但是,我为什么还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主要是在比较东亚及东南亚威权体制时,我们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相似性。比如说,80年代到90年代,在韩国和台湾都经历了民主化的进程,在那以前的二、三十年里,他们基本上都是某个政党掌握着政府,不仅掌握了权力,而且掌握了人、财、物等所有的一切资源。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但是从政党体制方面来看,其实和东亚其它国家是很相似的。比方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体制维持了三十年,他领导的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掌握着共产主义青年团、总工会、农民组织等所有组织的权力,包括政党、民众团体、基层行政的功能也都掌握在政党一手之中。从这个方面来看,其实中国的共产党与东亚各国的情况很相似。但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上的。我们可以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社会;强调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者的同时存在的社会。这样的政治价值和文化,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构成和运作,所以我没有用一般意义的威权体制,而用了“政府党体制”。

   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首先反映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经过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前一种世界观在这方面已处于守势。但在民主问题上,前一种世界观似乎依然坚挺。虽然西方民众普遍对竞争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信任,虽然一些西方思想家呼吁超越“选主”,倡导参与民主、协商民主、抽选代表,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西式代议制民主是当代唯一可欲与可行的民主制度,各国的不同只是代议制的不同形式。不管是采取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执政者只能通过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产生。这种世界观不仅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颇有影响。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当时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6](P1215)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把“人民”看作一个历史的、变动的政治范畴,而不是泛指一国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人民群众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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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把中国的实践定义为“代表性民主”,并将讨论:什么是代议型民主?什么是代表型民主?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各自有什么特点与优劣势?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先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说起。

   但授权论实际上基于三个未加言明的假设,缺一不可。1)选民们是理性的,他们清楚全面地了解候选政党与候选人的各种政策主张、实现这些政策主张的前提条件、执行这些政策主张的可能后果;2)政客们会恪守承诺,上台后会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在竞选过程中主张的那些政策;3)按竞选纲领推行政策符合选民的最佳利益。但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容易,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选民未必是理性的,往往在政治上十分无知(4);政客在很多情况下不愿、不会也不可能按竞选纲领行事;况且,如果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竞选语言付诸实施的话,选民不大可能从中受益(5)。更糟糕的是,现代选举是极其昂贵的,参选政党与个人必须筹集高额竞选经费,否则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参选政党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选民,而是那些有能力捐款的金主们。既然没有金主抬轿子就上不了台,这些金主才是真正的“授权者”。

于建嵘 (进入专栏)   毛里和子  

   不仅爱德曼的调查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不管是什么人进行调查(包括那些对前人调查充满怀疑的外国学者),不管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包括最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调查),不管被调查对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最后的结果基本上大同小异,即中国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高度的信任感。⑦现在,在熟悉调查数据的学者圈里,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例如,在一篇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中,约翰·杰姆斯·肯尼迪的归纳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所有旨在检验民众对中共看法的调查都显示,七成以上的调查对象支持中央政府与共产党领导。无论调查的提问方式如何变化,结果全都一样”。⑧又如,2010年,布鲁斯·吉利与海克·霍尔比格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总结道:“虽然关于中共政权稳固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具有广泛共识的是,中国的现今政权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相对强有力的支持”。⑨2010年以后进行的研究全都得出与这两位学者毫无二致的结论。⑩

   问责论的前提就是假设:1)政客未必会恪守竞选承诺,2)即使他们恪守承诺也未必对选民有利。问责论进一步假设,当出现上述情形时,选民肯定会不满;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时,不满的选民会把当政者赶下台,选另一批政客上台替换。这就叫作问责,下台的可能性是问责的基础。如果代议士希望连选连任,不想下台,那么他们就必须在任时小心行事,以赢得选民的欢心。

  毛里和子:从长远来看,经济的发展变化会带动政治体制较大的变动,这也是东亚模式给我们的启示。在以前的威权体制中,统治社会的成本是相对较低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统治起来就越来越繁琐,治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一些体制内部的人也会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我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治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可以从你深入研究过的信访制度为例。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国家的正式制度,其本意是化解社会纠纷。可在实际运作中,它不仅不能解决民众的问题,反而增加了中国官民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民众对管理者的不满,这是治理成本增加的一个表现。而且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政府解决信访问题需要在人员、财物上承担很大的负担。这两个方面是中国治理成本加大的重要表现。这样的成本,注定会使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有所改变。

   一、前言

   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指,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于建嵘:应该说,你这种分析对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是有启发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原有的较明确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否就因此确定中国由“二元结构”正在转向“三元结构”则是有争议的问题。在有些中国学者看来,如果按照国家与社会这两个基本架构来看,中国的现状是只有国家而没有社会。比如,就你所说的农民工问题,虽然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他们并不具有一个阶层的政治特性,没有一个阶层的思想意识、更没有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方式。他们的这种状况正是中国社会碎片化的重要表现。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经历文革,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市场经济加大了这种碎片化倾向。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在经济上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二元结构,在文化上也是各种主义和思想共存的多元状况,但在政治权力上则是一元结构。如果形象地说,就是一个高度理性和强大的执政集团,一群紧跟在执政集团后面跑的已经碎片化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更大规模的是更加碎片化了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

   然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证明这些貌似合理的说辞其实毫无根据。在分析“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说法的解释力并不像西方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期待的那么强。没有任何扎实的证据表明,中国政权的民意基础高度或完全依赖其耀眼的经济表现,或依赖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控”。12同样,在系统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留美学者唐文芳及其美国合作者也批驳了上述种种说辞,认为它们统统站不住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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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代表的对象是人民与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个人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过去二十多年,有两种世界观一直针锋相对。

   既然不让人民大众自己当家作主,只许一小撮选举出来的精英(美名其曰“代议士”)为民作主,这种体制的民主性体现在何处呢?代议型民主的辩解方式是重新定义民主:把要求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叫作“古典民主”或“乌托邦民主”;而现代民主则被定义为“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gdemocracy),或代议士经自由竞选产生的政治体制(2)。经过重新定义以后,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是民主的;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不是民主的(3)。

   对民主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从形式上理解民主,另一类从实质上理解民主。前者关注某些据说是民主特征的东西,后者关注政策是否产生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结果。如果这么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属于哪一类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恰好包含了与两类理解相关的问题。在被问到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时,受访者有4种选择:有可能通过选举改变政府;享有批评当权者的自由;贫富收入差距不大;所有人都享有衣食住等必需品。

   为什么经过自由竞选产生的政府便是民主的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为其提供支撑。一种理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授权论),其关注点是政客如何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另一种理论强调选举隐含的惩罚功能(问责论),其关注点是政客如何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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